李慶平：保釣運動與愛盟的時代意義
李慶平
前中國廣播公司總經
四十年前在美國、台灣、香港所發展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似乎很遙遠的事了，但對現今六、七十歲，曾在美國留學及在台灣讀大學的知識分子，因為受過保釣運動的洗禮，對年輕時期參與過的愛國運動，仍留下一份激情、一份回憶、一份反思。四十年的歲月，因時間的拉長，有了一定的距離後，可以將這一個為爭國家主權、保國土的運動，看得更清楚，也可根據更多史實的披露，加以詮釋及評價。
保釣運動開始於一九七O年末，七一、七二年為高潮期，主要的訴求就是反對美國預備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將釣魚台連同琉球群島管理權〈行政權〉轉交給日本。雖然美國聲稱已認知到，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日本都聲明〈日本稱尖閣群島〉對其擁有主權。美國認為應由涉及爭執的國家解決之。
保釣運動的導火線是一九七O年九月十五日，中國時報記者登陸釣魚台，升旗勒石。沖繩當局奉日本政府及美國民政當局之命，派三名沖繩警察，赴釣魚台將中華民國國旗除下。根據當時日本「時事社」的報導，這面國旗將由美國駐琉球的政府通過美國駐華大使館轉交給中華民國。
九月十六日宜蘭漁民在釣魚台附近作業時，遭日艦驅逐。九月二十一日琉球政府的巡邏艇在美國政府的同意下，兩度追逐台灣漁船。九月二十一日日本讀賣新聞報導，日本政府計畫撥三千萬日圓給小琉球政府，在釣魚台列嶼的一個小島上，建立一個無人管理的氣象台。
這一連串新聞引起國內外關注，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的王曉波同學，在一九七O年十月份的「中華雜誌」寫了一篇「保衛釣魚台」的文章，十一月傳到美國普林斯敦大學，這篇文章激起在當時念理工科的七位同學首次為釣魚台聚會，在胡卜凱的提議下擬在美國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其後與創辦【科學月刊】的林孝信聯絡，獲得各地【科學月刊】聯絡網的支持，將各地發表的保釣文章迅速傳到美國各大學的中國同學會。其中普林斯 敦、紐約、波斯頓、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加州柏克萊等地大學的中國同學〈以台灣、香港留學生為主〉，開始成立保釣團體，進行橫向串連聯繫。除了【科學月刊】，中國同學會及「大風社」對保釣運動蔓延也起了相當作用。
一九七一年一月，一個全美性質的中國留學生的保釣運動的雛形已形成，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九、三十兩天，美國華人與留學生在紐約、華盛頓、舊金山、西雅圖、洛杉磯、芝加哥六大城市，舉行第一次保釣示威，單以紐約為例，就有一千三百多人加示威，主要對象是日本駐美機構。這是一九五 O 年以來，以台灣留美學生為主的愛國保土運動，首次在美國出現。
一九七一年三月中旬，包括田長霖、陳省身、趙元任、馬上庚、 何柄棣、李遠哲、鄧昌黎、朱經武、 張系國、 余英時、 虞華年、 吳京生、 杜維明、劉遵義、 馬大任、李卓浩 、林致平、項武忠等五百二十三位華裔學人上書蔣中正總統，對釣魚台群島為中國領土，請政府保持堅定立場，抵抗日本新侵略。並在釣魚台主權未解決之前，請堅決拒絕參加「中日韓聯合開發海底資源協定」簽訂會議。留美學人留學生保衛釣魚台的同讎敵愾，表現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在華盛頓、西雅圖、舊金山，舉行第二次保釣大示威，在華盛頓估計來了兩千五百餘人，分別向美國國務院、日本駐美大使館，就釣魚台主權問題提出抗議後，並向駐美大使館反映海外留學生對政府的期望。
一九七一年一月到四月保釣運動的示威及留美學人的上書，震撼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也帶動了四一二示威以後，台灣台大、政大、師大、淡江、海洋學院、逢甲等一連串的大學生保釣抗議運動。
一九七一至七二年間的保釣運動，是國民黨在大陸及台灣執政時期所面臨的第三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
第一次全國性學運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的「一二九運動」，由北京燕京大學發起，學生要求政府一致對外抗日，漫延到全國各地大學，針對的是政府當時抗日戰爭期間「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
第二次學運是一九四六到四八年間的國共內戰期「反內戰、反迫害、反飢餓」運動，又一次形成全國各地學運反政府。兩次學運國民黨政府均未處理好，造成知識分子與政府對立。
七十年代國民黨領導階層在處理保釣學運時，仍未能吸收過去兩次處理學運的失敗經驗，甚為挽惜。
在美國保釣運動的參與者多是一九三O年代到四十年代出生的學人及留學生，成長於抗戰及內戰時期。從時代背景來看，台灣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間，外與中共軍事對抗，內部則實施戒嚴的時代，參與保釣的台灣留美學生及在台灣的大學生，共同經驗是在台灣讀過大學後，內心深處總認為自己是能代表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在人權遭受踐踏的五十年代，雖曾發生「自由中國」雷震事件，和六十年代的台大學生「自覺運動」，但是為了防止中共滲透，這個年代的言論自由是受壓制的，反對力量只能曇花一現，形成所謂的「白色恐怖期」。也因此這段時期被稱為「沉悶的時代」或「苦悶時代」。
五、六十年代留學生大部分以留學美國為主，在美國經歷了美蘇冷戰、甘迺迪總統及司法部長羅伯、甘迺迪被刺，反越戰的校園暴動，種族衝突及馬丁路德、金恩牧師被刺，婦女及性解放運動，嬉皮及頹廢思潮。總之美國社會此際正處於非常動盪的時代，對台灣來的留學生，無論思想和精神上都有深遠影響。
七十年代初期台灣本身面臨巨大時代挑戰，政府退守台灣已有二十年，與中共的軍事對抗逐漸降低，中國大陸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正在風起雲湧，全面展開。但國際形勢對台灣卻甚為不利，維持了二十年的聯合國代表權席位，正遭到空前危機。一九七O年四月蔣經國飛赴美國見尼克森，季辛吉，希望鞏固中美關係及維持聯國席位，卻在紐約遭台獨份子槍襲，顯示不同政治傾向的激進行動正在提升，台灣內部矛盾增加。七一年四月美國乒乓球隊訪中國大陸 ，七月季辛吉密訪北京，不到半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於十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老蔣總統以「莊敬自強、處變不驚」號召國人面對變局。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總統首次訪北京，九月日本與中共建交。
保釣運動產生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中華民國正在生存發展的拐點上，再加上台灣內部矛盾激化，中央民意代表二十多年來未改選，農民以肥料換穀問題，勞工工資偏低，省籍矛盾呈現 ，言論自由遭受遏制；保釣的興起，遂讓內外矛盾找到激化的平台。
一九四九到七十年代，國民黨在台教育政策注重民族主義及愛國教育，日本侵占釣魚台，將五四運動到八年抗戰的仇日記憶，新仇舊恨，在台美華人知識份子血液中洶湧澎湃，運動 已經無法避免。
保釣運動尤其是激進參與者的主張，在美國透過各種手抄刊物和聯絡網絡傳播，不只打動留美學人及留學生，也推動台灣內部各大學的保釣運動。
國民黨高層面臨學生愛國運動，一向缺乏積極有效處理手段，在幹部訓練上，也一向缺乏「了解群眾、進入群眾、帶動群眾」的素養，更缺乏「有了條件，充分運用條件，沒有條件，積極創造條件」的作為。對不同政治傾向的群眾，灰色地帶的群眾之接觸、轉化及聯合戰術，更是闕如。
一九七一年保釣高潮期間，運動為何演化成反政府的運動，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任何愛國運動必然有其理想訴求，有作為的激進份子很自然會成為整個運動的領航者。
保釣初起時，不容日本侵占釣魚台，聚焦於民族主義，自由民主的美國，是保釣的豐腴土壤。五、六十年代的台灣，大學生不能享有校際串聯活動，無論是辦學生刊物或各種演講，都必須先獲得訓導處的核可獲同意。保釣在反日和保土的聚焦點上，吸引數千留美學生在美展開愛國示威遊行，影響所及，台灣各大學學生不僅率然自辦了保釣示威遊行，校際間也達成互動連串，終於衝破了多年的限制。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國民黨當局不是不知，但當時國內處理單位主要是大學訓導處、軍訓教官系統，第二線有調查局及總政治作戰部系統。台大學生要求對日本大使館及美國大使館進行示威遊行，這些單位的策略是採用勸導手法，勸導不成轉而要求限制在校園內活動。學生與政府有關單位瀕臨對立，幸虧當時台大總教官張德溥相當開明，有為有守，化解了台大保釣運動的無政府狀況。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舉辦的台大保釣大會，成立「保釣委員會」，並展開六月十七日的台大保釣遊行。但張德溥總教官的開明作風雖然使得學生順利舉辦遊行，表達愛國情緒，化解學生與政府對立，保釣遊行後他卻被迫卸下軍裝，離開台大，四十年後，歷史應還他公道。
美國保釣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後起了變化，美國當時正與中共接觸中，聯合國席次危在旦夕。保釣積極成員也開始了路線分歧。四一O示威者在遊行時，由於沒能在國府駐美大使館前，獲得適當的對待及反應，留學生情緒轉而對政府產生不滿。
一九七一年二月政府派教育部國際文教處長姚舜，到美國五大城市與保釣團體進行溝通，姚舜處長雖說明中華民國政府對釣魚台列嶼為國家領土且擁有主權的立場，但激進的保釣成員並不滿意，擔心政府除外交申明外無它作為，更擔心政府因聯合國席次問題對美、日有所顧慮。
此期間美國與中國大陸間乒乓外交正熱絡，季辛吉赴北京，中共可能獲准加入聯合國，使中共與國府在國際力量此消彼長，美國態度的變化，也引起留美學生在國家認同上的變化，使保釣運動產生路線分歧。
一九七一年四月華府示威後，威斯康辛、舊金山、堪薩斯大學、布朗大學、路易斯安那大學，陸續召開一系列座談會，其中八月二十到二十二日的羅德島布朗大學會議時，學生的左傾路線已相當明顯，這項座談會由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副研究員李我炎主持，當場採納了他的五項建議：
一、 反對任何「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陰謀。
二、 所有的外國武力必須由中國撤出。
三、 有關台灣省這個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應由中國人來解決。
四、 反對任何背叛中國及主權的政黨。
五、 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政府。
前四項獲壓倒性的接納，最後一項也是最重要的一項，以一百一十八票贊成對六十二票反對通過，出席座談會的全員有三百五十人。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至五日，全美各大學的保釣組織決定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學召開「國是大會」，討論關於布朗大學通過的五項決議，在經過激烈討論，全部通過。關於第五項最後決議，以一一七票贊成，一一六票棄權而獲得過。
「安娜堡國是」會議後，保釣運動正式分裂，一部分保釣的左傾成員向正在實行文化大革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並推崇毛澤東思想。一部分準備回台灣提倡「革新保台」，從事台灣的民主、社會運動，而另有一部分強烈認同中華民國，以諍友的立場支持中國國民黨。
九月二十一日，安娜堡會後左派保釣成員決定在紐約聯合國前示威，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支持中華民國的保釣成員也決定在紐約第一大道及四十七街的哈瑪紹廣場，舉行示威遊行，支持維護中華民國的合法席位，約有六、七千人參加。這股力量經過三個月的凝聚作用，最終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聖誕夜於美京華盛頓召開四天三夜會議後，決定成立「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聯盟」，由紐約大學的劉志同擔任首屆召集人。
反共愛國聯盟成立時口號是：「拼我生命、流我鮮血、還我河山、還我自由」：「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一九七二年後愛盟成員陸續回國服務，部分成員創刊「人與社會」雜誌，一九七八年成立「台北市反共愛國聯盟聯誼會」，一九九O年人民團體法通過後，成立政團「中華民國反共愛國聯盟」，仍以諍友立場，扮演一個對國民黨保持壓力的角色。
一九九六年新黨成立，部分愛盟成員成為新黨核心幹部，但愛盟發展到現在，中心思想從未改變，愛中華民國，也愛中華民國的國旗，當國民黨困難的時候，或路線有偏離的時候，愛盟是國民黨的諍友，也是中流砥柱的一股力量。
關於保釣的左傾成員，一九 七一年九月李我炎、王正方、陳恆次、陳治利、王春生五位成員到北京訪問，獲高規格接待並與周恩來見面。左傾保釣成員在中共倒行逆施的文革期間認同中共，也許是理想、認識不清，但在「林彪事件」、「打倒四人幫」、「天安門事件」後，由左傾成為海外獨派的保釣組織，基本上已風消雲散。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總編輯李怡在八十年代初在美國沉痛的說他們「好些參加過左傾思潮的同學跟我表示，由於錯誤的愛國觀念，犧牲學業，弄得一事無成，浪跡天涯，而無顏見江東父母」。
但經過四十年，無論後來路線有無不同方向，保釣是一個愛國運動的本質是毋庸置疑的。海外及島內知識份子從覺醒到啟蒙，對影響台灣內部的民主變革更是影響深遠。
國民黨在保釣後有深切反省，連絡海外的第三組，改為海外工作會，由具有國際觀的陳裕清先生擔任主任，拉近了國民黨和海外黨員與學人、知識份子和留學生、僑胞的關係。在黨內成立青年工作會，由王為農擔任首任主任，重視學生的工作不言而喻。同時政府在保釣後每年辦「國建會」，聽取海外學人對國家建設的意見，引進清流回國參加建設。具有崇高理想的保釣成員沈君山、林孝信、郁慕明、陳義揚、焦仁和、邵玉銘、胡志強、趙林等，相繼回國後，都有相當貢獻。
四十年後，兩岸已進入和平發展期，不同路線的保釣成員可在台灣、大陸相聚一堂，為中國的未來獻身。時間改變了一切，中國大陸已非文革時的大陸，台灣也已全面民主自由化。兩岸政治、經濟、社會業已產生巨大變化，華人力量奮起，相信再過四十年，釣魚台問題必然會得到合理的解決。
保釣運動是一個愛國運動，也是當時知識份子對國家前途、民主與自由的啟蒙運動，四十年前的種子，正在開花結果。但釣魚台仍未收回，國人仍須努力，愛國運動才不會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