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翰、李宜恩：國際迷你課程 ─ 人權、少數族群及宗教自由（一）

李柏翰*/李宜恩**

 

壹、 東吳人權學程與國際迷你課程

一、 東吳人權學程

為推廣人權概念、建立人權意識，在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台灣第一個專業的人權研究中心）及許多義工不斷地努力催生下，東吳大學於2004年8月成立了人權學程。人權學程是國內目前唯一的人權專業教學單位，目的在於提供大專院校學生系統性的人權基礎教育，不僅著重人權理論的思辨外，亦訓練學生主動關心社會上的不正義以及弱勢團體的權益。事實上，人權學程邀請許多傑出的學者與非政府組織的專家參與教學，也和國內外許多NGOs合作密切，讓學生們除了得以在課堂裡學習，更有充足的機會，透過實習、倡議活動，實踐所學。 未來人權學程將持續加強師資陣容，整合課程，同時在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及人權學程的基礎上，於2008年9月也正式開辦了人權碩士班招收國內外學生，以期成為亞洲人權教學與研究的重鎮。人權學程的發展有五大目標，包括：（一）理論與實踐並重、（二）涵蓋人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三）人文與科技之整合、（四）本土化與國際化並重及（五）培養參與國際、國內人權組織的優秀人才。^[1]

東吳大學的人權教育網（包括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人權學程及人權碩士學程）經常共同舉辦各式各樣人權議題相關的研討或實作活動，包括人權饗宴、志工培訓、招生活動、國際迷你課程、學程活動、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活動、人權電影院等七種類別，其中人權學程主辦的「國際迷你課程」是本文欲介紹的重點，它的特色是議題聚焦、時程密集、小班結構，因此能夠討論與授課並進，專業性和活躍度都很高的一門課程。目前人權中心已經開設過五次迷你課程，分別為2009年的「菲律賓童工與兒童性工作者問題」（Child Labors and Child Sexual Workers in the Philippines，由Flora Arellano教授講授）、2010年的「中國憲政改革及政治社會轉型」（由張博樹教授講授）、2010年的「加拿大的司法制度與兩個國際人權公約」（Canadian Legal System and the Two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由Bill Black教授講授）、2011年的「保護責任：一個演進中的國際法原則」（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 An Evolving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由Theordore Orlin教授講授）及筆者本次所參加的2012年的「人權、少數族群及宗教自由」（Human Rights, Minorities and Religious Freedom，由Alessandro Amicarelli講授）。^[2]

二、 參與迷你課程的動機及課程簡介
今年的迷你課程之主題為「宗教自由及少數教派之人權」以及「人權、少數權利及人民權利」，其中包括人權法之一般介紹、聯合國制度下之人權保障與歐洲理事會下歐洲人權公約所提供之歐洲區域人權保障體制，藉由歐洲人權法院之案件來檢視宗教自由與少數族群之權利。筆者兩人皆是主修國際法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於國際人權法亦有所接觸，但是關於宗教自由與少數民族之相關人權議題卻鮮少有機會深入了解，因此對於本次課程之主題及課程安排產生好奇，既然認為國際法之學習應多方面接觸，過去的學習經驗較偏重國際人權規範之理論，強調人權之價值及其正當性，重視以懷疑與批判的角度來看待人權法之學習，較沒有機會閱讀案件。本次授課教師Dr. Alessandro Amicarelli除了是執業律師，也在大學教授人權法課程，[3]因此也想藉此機會與人權實務工作者學習，過去學習的是偏重理論，若是可以配合法院判決以及分析，想必可對該議題之學習相當有收穫。

 

以前我們對國際人權保障制度之學習，大多著重於聯合國體制下的保障機制，特別是1966年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之人權內涵，但其實除聯合國體制下保障，各區域之間也發展出其各自的人權保障機制，例如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CoE）所主導之《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及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與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OAS）所發展出來的《美洲人權公約》（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及美洲國家間人權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n Human Rights）。本次課程之切入角度是以《歐洲人權公約》與歐洲人權法院之案件出發，藉由公約之規範與法院之判決來探討宗教自由與少數族群之權利如何給予保障與落實。所以國際法組的三名學生（包括筆者二人）就抱著純粹學習的心態前來聽課，一方面也是利用機會練習英文能力，另一方面，當然是要趁此機會與外國相關領域的學者有進一步的學術交流，同樣是學習法律和人權，但是身處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背景，甚至是學習環境和價值觀都有所差異，若是可以有所對話，相信對於雙方都是非常珍貴的機會和經驗。

 

至於，這門關於「人權、少數族群及宗教自由」的迷你課程，為期兩週共八天，課程架構下第一週的主軸為「宗教自由及少數教派之人權」（religious freedom and the human rights of minority religions），分別討論（一）國際人權法下的普遍主義及區域主義（universalism and regionalism under international law）、（二）聯合國與歐洲理事會[4]有關思想自由、良心及宗教之法律規範（the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Council of Europe’s laws）、（三）國家與宗教團體之關係（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ates and religious groups），包括歐洲理事會及歐洲人權法院[5]判例中關於新宗教與新新宗教運動、心理教派與另類靈性教派之探討（problems concerning new and new-new religious movements, psycho-sects and alternative spiritualitie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CoE’s work and the ECtHR case-law），及傳統少數宗教與歐洲人權法院中若干包括伊斯蘭教等案件回顧（problems concerning traditional minority religions and a review of some cases including Islam before the ECtHR）。

 

第二週的主軸則係「人權、少數族群及人民之權利」（human rights, minority rights and people’s rights），討論內容為（一）聯合國框架與區域框架下國際法中的少數族群（minoriti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within the UN framework and the regional frameworks）、（二）歐洲人權法院中關於大量人口之旅人、吉普塞人及羅姆人之判例（a review of cases concerning the vast population of travelers, gypsies and Roma people raised before the ECtHR）、（三）歐洲人權法院中有關多元性別族群之權利（LGBT People Rights before the ECtHR），包括性別平等、同志權利、同志婚姻之辯論與其他性別相關議題（gender equality, gay rights, same-sex marriage debate and other gender-related issues），及最後的結論、團體實作與討論課程。關於少數族群這部分，主要的爭點在於「國際人權法下所謂的『少數族群』（minorities）為何？」因為牽涉的層面複雜，因此議題探討的主體限縮在旅人、吉普塞人及羅姆人（travelers, gypsies and Romas）與多元性別族群（LGBT people），引用的法源係以聯合國（United Nations）及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體系下的人權公約及判例為主，而主要討論的議題為新形式的恐懼症（new forms of phobia，如xenophobia, gypsy-phobia, Islam-phobia, homophobia）、新態樣的歧視問題（new types of discrimination）[6]及人權發展的趨勢及其在案例中的變化（trends in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es thereof in cases）。

 

這門課程所需要的基本文獻資料如列，包括1945年《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UNC）、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UDHR）、1950年《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ECHR）、1966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ICCPR）、1966年《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ICESCR）及1995年《歐洲理事會保護國內少數民族架構條約》（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FCNM）。其他參考文獻及補充資料，包括1968年《德黑蘭宣言》（Proclamation of Teheran）、[7]1993年《人權宣言暨行動綱領》（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8]2011年歐洲人權法院出版的各成員國從1959到2010年之簡歷（ECHR Country Fact Sheets）、[9]2011年歐洲人權法院受理案件要件實務手冊（ECHR Practical Guide on Admissibility Criteria）、[10]2011年歐洲理事會出版的「共存：21世紀融合差異與自由的歐洲」（Living together: Combining diversity and freedom in 21st-century Europe），[11]及其他歐洲人權法院之判例。[12]

 

貳、 國際人權法中普遍主義及區域主義
國際人權法的學術研究中，學者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即是究竟何為「人權」？「人權」又是從哪裡來？依拉丁法諺mutatis mutandis（即情況將在細節上作必要的修改）之精神，人權應係自人性本身出發，但終於社會發展之極限，無論係權利之質量（quality）、數量（quantity）及適用性（applicability）。學者原則上都將人權分成三個類別（或三個世代），即公民與政治權利（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freedoms，被稱為第一代人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freedoms，被稱為第二代人權）與群體或團體之權利（community or group rights，被稱為第三代人權），例如自決權（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發展權（right to development）、和平權（rights to peace）、環境權（right to environment）等。此外，若從歷史脈絡來看，學者大都將國際人權法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

1. 1945至1948年，包括1945年的UNC、1948年同年通過的UDHR及《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2. 1949至1966年，包括1949年國際人道法下的四份日內瓦公約、1951年的《難民地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1965年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及1966年通過的ICCPR和ICESCR；
3. 1967至1989年，包括1967年《補充難民地位公約之議定書》（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1979年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1984年的《禁止酷刑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及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4. 1989迄今，包括1990年的《保護所有遷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2006年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2006年的《保護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蹤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及近年來常為國際社會討論的「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doctrine）、聯合國積極倡議的「以人權為基礎的研究方法」（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和新興團體權利主體，如多元性別族群、環境人權、原住民等。

然而，上述的分類並無助於吾人國際人權法的理解，因為人權的普世性（universality）係指人權價值本身，每個人都應公平享有而不受歧視，惟因各國發展程度不一或各地區域文化及信仰不同，關於人權保障所得提供的法律或政策將有所差別，此為規範上可接受之差異性（diversity），不過平等（equality）、不歧視（non-discrimination）及其他國際人權法中之基本原則，若已受全世界公認並實踐之習慣人權法（customary human rights law），則仍拘束各國政府。理論上，國際人權規範理論中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包含了兩個層次的內在意義，其一係指國際社會透過條約或宣言共同且一致承認的人權與基本自由所確認之普世價值，再者為各國在國際實踐中已接受或實施根據關於人權保障之規範所為之作為及不作為。

 

健全的人權規範體系應至少包括個人權利及自由之保障（guarantees for individuals’ rights and freedoms）與政府相對應作為或防止之義務（prohibitions on governments’ actions or omissions），而目前各區域亦有蓬勃發展的人權規範體系，而本文重點係以1950年通過之歐洲人權公約（ECHR）為主，若國家欲加入歐洲理事會，須先完成ECHR之簽署及批准程序。。迄今，ECHR所建立之人權規範系統除公約本身外，亦有14（已生效）加1（14bis係為事實上促進俄國批准第14號議定書所訂之特別條款）份議定書，加上ECtHR所累積之判例法體系，可證明ECHR整體而言係一部與時俱進並動態發展之人權法律體系。例如，ECHR中關於生命權（right to life）保障之規定，第6號議定書規定廢除死刑（abolition of death penalty），但允許戰時（in time of war）之合法例外，然而第13號議定書再規定廢除死刑，並否定了上述例外之正當性。事實上，CoE及ECtHR共享了人權原則、民主原則、法治原則三大基本原則，惟二者介入的時點不同，前者工作係為提倡、促進發展及全民教育；而後者任務則是調查、解釋規範及個案救濟。

 

在1998年11月1日第11號議定書生效後，「歐洲人權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ECmHR）被廢除，而ECtHR自此成為一個常任且全權（permanent and fully-competent）之人權司法機構，且其與ICCPR下之「人權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HRC）最大的不同是ECtHR所為之判決對當事國係具有拘束力及執行力的, 而非僅建議性質。至於，其他區域性人權規範體系，尚有美洲國家組織的《美洲人權公約》及其於1979年設立的「美洲國家間人權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n Human Rights）、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的《非洲人權暨民族權利憲章》（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及其於2004年所設立的「非洲人權和民族權利法院」（African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而亞洲亦透過東南亞國協（ASEAN）正在發展相關人權法制並計畫建立人權法院。

 

參、 國際人權法中關於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之保障

一、 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保障的國際人權法規範
國際人權法中首次明文提到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之保障係UDHR第18條之規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祕密地以教義、實踐、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13]而ICCPR第18條第1項亦有類似之規定，「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此種權利包括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私自以禮拜、戒律、躬行及講授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14]至於，歐洲理事會體系下的ECHR第9條第1項亦有與UDHR第18條幾乎完全相同之規定，「人人有思想、良心以及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其宗教或信仰以及單獨地或同別人在一起時，公開地或私自地，在禮拜、傳教、實踐儀式中表示其對宗教或信仰之自由。」[15]

 

人權條約中，許多自由權利係隱含內在限制的，即在某些狀況中，國家得限制人民行使若干之自由，當該自由限制之目的係為其他人較高之法益（higher interests of others）或社會全體之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 as a whole）之保護，且具有明確之意圖（clear intentions）並依適當合理的方式為之（by proper and reasonable means）。簡而言之，國際人權法（包括歐洲人權法院）對於國家限制基本自由之要求，包括「正當目的」（legitimate aim）、民主社會所認定之必要（necessit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法律保留」（prescription by rule of law）及「合比例之最小侵害手段」（proportionality at the least harm）。

 

比較上述三條規定，不難發現國際社會中區域間和各國間政治性及社會性的變遷。例如原則上，人權條約規定架構上基本上包括（以ECHR第9條為例）權利內涵（第1項）和權利內在限制及其法律要件（第2項），以此觀察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1948年的UDHR第18條並未允許任何自由之限制，可知其後遭到批評太不實際且難以實行，因此1950年的ECHR第9條提出了第2項自由權利的內在限制所須符合的法律理由及要件，[16]而這個規定亦被引進了1966年的ICCPR第18條第3項當中，[17]且增加了第4項其他的權利限制，如父母行使親權之正當性，[18]爾後類似的限制又被新增於ECHR第1號議定書第2條關於教育權的規定中。[19]

 

此外，關於宗教信仰改變之自由（freedom to change religion or belief），三份公約亦有不同的規定，詳如下表：

UDHR第18條	ECHR 第9條	ICCPR第18條
明訂改變宗教之自由。	第1項亦包括變更信仰之自由。	第1、2項都未提及宗教信仰變更自由（實際上聯大花了六年才使各國就本規定的寫法達成共識）。

 

關於宗教信仰之權利內涵，包涵了絕對不可侵犯之內在自由（forum internum）和可以受到限制之外在自由（forum externum）兩個層次。ECtHR的判決中有許多關於「何謂宗教或信仰？」之討論，ECmHR在1978年Arrowsmith v. the United Kingdom案，認為和平主義（Pacifism）得視為公約下所保障之思想自由之一（可知歐洲人權判例法對於宗教信仰係採較為寬鬆之解釋）。[20]而ECtHR在1982年Campell and Cosans v. United Kingdom中表示，若僅是想法（ideas）或意見（opinions），則不視為一種信仰，而應解為公約第10條言論自由之範疇，因為所謂信仰（belief）的意義，應是比意見或想法更影響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和態度。[21]ECtHR的2004年Norwood v. United Kingdom案亦進一步認為，具歧視性或侵略性思惟之宗教信仰，若與公約精神相違背，則不受公約保護（宗教信仰並無明確定義，宜採寬鬆解釋，但並不是毫無限制）。[22]

 

關於「何為宗教或信仰之表現（manifestation of religion or belief）？」的問題，須先瞭解宗教信仰表現之自由（freedoms in manifestation of belief）及於禮拜（worship）、講授（teaching）、躬行（practice）或戒律（observance）等行為自由，因此詮釋空間大（ample in meaning and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惟國家限制人民此項自由前，須先符合一些嚴格要件，或許是人權公約中之一般限制（general restrictions），如ICCPR第4條或ECHR第15條關於戰時或其它緊急狀況（in time of war or other emergencies）中國家義務暫時免除之規定（derogation clause）。

 

此外，特定權利亦有其內在限制（particular restrictions），如於保障宗教信仰表現自由的規範中，國家施行任何限制時：

1. 須依法行政實施之（prescribed by law when it’s imposed），參見ECtHR的1979年Sunday Times v. United Kingdom，法院認為限制措施須符合明確性原則（exact precision）、使人民可得知（accessibility to people）、可預期違反限制之效果（expectation of a breach）、法律保留（reservation for legislations）。[23]
2. 須具有正當目的（legitimate aim），例如protection of public safety, order, morals, health, freedoms of others and so on，且實施上不得採取歧視性的手段。
3. 須為民主社會所必要（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而ECtHR眾多判決中都重覆確認了宗教自由係維繫一個民主社會運作之基礎之一（freedom of religion is one of the basic foundations of a democratic society.），而所謂「必要性」（necessity），須為絕對且沒有其他選擇之情況（absolutely last resort without any other alternatives）。[24]

 

二、 國家與宗教團體間之關係及相關爭議
目前，歐洲關於少數宗教的人權爭議，包括宗教與國家、宗教與人權、少數宗教與主流文化等三個層次的討論。主要問題在於「宗教」（religion）一詞之定義目前國際社會尚無定論的「宗教」（religion）之定義，特別是針對新興宗教（new religious movement，NRM）建立之爭議, 包括社會刻板印象（social stereotype）、黑名單標籤化（black labeling）或極端反邪主義（extreme anti-culticism）。因此，又產生另一個敏感的問題，即何謂邪教（cult）、教派（sect）或洗腦（brainwashing）？

 

義大利跟西班牙等許多國家之內國法院大多認為該等用語不精確且不理性，相關作為可能有多種形式，且不具有科學證據，亦有歧視意味，故不為肯定之認定。然而，有時在議會立法層次（parliamentary level），反而係與司法意見（judicial opinions）採取不同態度，諸如捷克、羅馬尼亞、俄羅斯等國境內都有限制宗教自由限制措施，或是像法國（黑名單No. 176之CIAOSN）和比利時（黑名單No. 189之MIVILUDES）境內針對某些基督教派所為之獵巫行動（witch-hunt），而作法可能包括設立嚴格的登記制度或直接列名於黑名單內。

 

在UN人權保障的層次中，HRC在第22號一般意見書（General Comment）中表示ICCPR第18條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僅保護多數、傳統或主流之宗教或教派，也當然包括少數及新興宗教與信仰。[25]而時任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的Mr. Abdelfattah Amor在1996年提出的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主題為「執行消滅基於宗教或信仰所有形式之不寬容及歧視宣言」（Implement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Intolerance and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eligion or Belief），其結論是根據ICCPR第18條，任何宗教間之好壞區分（bad-good distinction）係不被接受的，而邪教之分類（cult-classification）更是於法不合且過於武斷的，又對於不同宗教提供不平等的待遇（unequal treatment）都被絕對禁止的。

 

針對上述立法或行政措施之合法性及正當性，CoE亦曾針對此爭議作出許多建議書（recommendations），處理少數宗教問題之準則，其中更嚴正反對不當之限制。而歐洲理事會下之「國會會議」（Parliamentary Assembly，PACE）也作出一連串相關的決議，例如1992年第1178/92號決議中，不建議針對特定宗教團體制訂特別法令以限制其自由。1999年第1412/99號決議，鼓勵各國使用一般民、刑事程序（ordinary procedures provided by criminal and civil laws）處理不法行為，諸如詐欺、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為等，且建議各國建立獨立的國家或宗教資料中心（independent national or religious information centres）。2006年第1510/06號決議，鼓勵各宗教團體與社會大眾進行通常之交流和對話。2007年第1804/07號決議，更認為教育係打擊無知（ignorance）與刻板印象（stereotype）之關鍵途徑。

 

另一方面，傳教（proselytism）行為亦於宗教信仰自由討論之範疇內，如在UN人權保障的層次中，HRC在第22號一般意見書指出傳教或個人決定接受新的信仰等行為，亦被視為宗教信仰之表現，故當然為國際人權法保障之宗教信仰自由所包涵，類似的見解亦反映在ECtHR就Kokkinakis v. Greece案所為的判決中。又宗教自由之限制不得基於歧視性目的或以歧視性手段實施之（此與ECHR的規定相同），故意見書第9段提到國家雖得立法建立國教（State religion），但國教之承認不得造成第18條宗教信仰自由及第27條少數族群基本權利之違反，且依第26條之規定，更不得因此對其他宗教之信眾或不信仰國教者（adherents to other religions or non-believers of the State religion）造成歧視，例如希臘就曾規定東正教徒才能進國民小學擔任教職；法國則係為確保政教分離，曾經規定所有神職人員皆不得擔任教職。

 

聯合國1981年通過的《消除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視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Intolerance and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eligion or Belief）是保護宗教自由的另一重要文件。[26]這份宣言的第1條和第6條全面列出有關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經常作為處理相關爭議之法源，其中包括（1）宗教禮拜和信仰集會之自由以及為此目的設立和保持一些場所之自由；（2）設立和保持適當的慈善機構或人道主義性質機構的自由；（3）適當製造、取得和使用有關宗教或信仰的儀式或習慣所需用品的自由；（4）編寫、發行和散發有關宗教或信仰的刊物的自由；（5）在適當的場所傳播宗教或信仰的自由；（6）徵求和接受個人和機構的自願捐款和其他捐獻的自由；（7）按照自己的宗教和信仰的戒律奉行安息日、過宗教節日以及舉行宗教儀式的自由；（8）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內與個人和團體建立和保持宗教或信仰方面的聯繫的自由。第2條則明文禁止了一切類型的宗教歧視或不寬容的差別待遇。關於傳教禁自由之限制（limits of proselytism），須完全符合國際人權規範之標準，且本例外應在嚴格解釋相關要件下，始得為之。

 

三、 歐洲人權法院針對宗教信仰自由其他爭議之見解
首先，關於國家對不同宗教給予不平等之待遇（unequal treatment），可參見2008年的Leela Förderkreis e.V. and Others v. Germany案，系爭事實係關於德國官方媒體以邪教（cult）等歧視性用語稱呼或描述Osho Movement教派，ECtHR認為德國應是違反了ECHR第6條的公平審判權（right to a fair trial），因其內國法院對本案之審理程序太過冗長，但未發現第9條宗教自由之侵害，惟須注意的是，並不是因為法院同意或接受上述標籤性用語之使用，而是因為德國憲法法院已於其判決中禁止上述字眼繼續使用，故可視為德國已積極去除該侵害情狀了。[27] 同年之Religionsgemeinschaft der Zeugen Jehovas and Others v. Austria案，該案對耶和華見證會（Jehovah’s Witness，JWs）的審查程序已逾十年，不符合法律正當程序原則（due process of law）之要求，且其根本不算是一個新興宗教，更具有許多其他國際上之實踐證據，故認定奧國政府已侵害了受害人之宗教自由。[28]

 

再參見2007年的Church of Scientology Moscow v. Russia及2010年的Savez crkava “Riječ života” and Others v. Croatia兩個案件，其判決被許多人權學者認為是宗教自由發展新時代之濫觴。前者係俄國政府拒絕承認山達基教派為宗教，並總以人數不足且其於俄國境內運作時間不夠長為理由，駁回其登記之申請。[29]後者中，克國政府規定任何宗教團體皆須透過簽立協議（agreement）的方式獲得官方承認，惟其拒絕與歸正宗簽立協議，但願意接受其他同質性的基督教團體之申請。[30]ECtHR重申登記制度雖為各國自由裁量判斷之餘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但其無論係本質上（as such）或適用上（as applied）絕對不得造成針對性或歧視性之差別待遇，否則即構成公約第9條規定之違反。

 

其次，關於宗教信仰之表現自由的案件，其中約有50％的案件獲得法院判決之救濟判決，比起其他權利類型的案件，比例是相當高的，主要是基於宗教寬容（religious tolerance）的原則，其理論基礎是「人權係確保人類各社會間和人類彼此間和平共存的工具」（human rights are in fact the instrument to ensure a real peaceful coexistence among human societies and humankind.）。此種案件的問題類型有兩種：

1. 針對個案之不正法律適用（unfair application of the law in an individual case），為法律適用上（as applied）的問題。
2. 國內立法特定限制之存在（presence of particular restrictions in national legislation），則為法律本質上（as such）的問題，可能與家庭教育、校規、監禁處遇，或特定作為、服飾等議題相關。得參見2001年及2007年的Grande Oriente d’Italia di Palazzo Giustiniani v. Italy案，ECtHR針對同一事實作出兩次判決後，最後是認定義國政府拒絕修正其違反公約之立法係再度違反了公約第14條（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及第11條（freedom of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等規定。[31]

關於這項爭議的首宗案例是1993年Kokkinakis v. Greece案，其事實係關於JWs因傳教遭當局逮捕，而ECtHR認為宗教表現自由包括透過給予宗教資料以說服其他人轉信仰某特定宗教之權利（the right to persuade other people to convert to a certain religion by giving religious materials），且法院肯定多元主義（pluralism）是維繫民主社會的基礎，故本案例再度證明了ECHR是可能因社會變遷而擴張人民基本權利範圍的一份活的法律文件（living instrument）。[32]

 

有時候，國家對於人民應享有之人權或基本自由受到他人之損害時採取消極不保護或疏於提供救濟時，此等國家不作為（State’s inactivity）之行為亦會構成人權公約之違反，參見2007年的Members of the Gldani Congregation of Jehovah’s Witnesses and Others v. Georgia案，系爭事實係受害人遭到東正教徒的人身攻擊，但受理案件的檢察官卻拒絕進行調查，基於其同為東正教徒之宗教理由，認為他自己無法公正處理系爭案件。ECtHR判決國家應積極調查系爭情況，並給予適當補正之處理，否則公權力之不作為（inaction），如同拒絕作為義務之履行，因此認為喬治亞政府違反了公約第9條（freedom of religion），第14條（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及第3條（prohibition of torture）等規定，但認為本案與公平審判相關之權利無關。[33]

 

接著是關於拒絕服兵役及替代役的問題（refusal of military and civil service），HRC的第22號一般意見書第11段中即指出，很多人基於第18條的宗教信仰及思想自由主張拒絕服兵役之權利，即所謂「良心抗辯」（conscientious objection），故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已修法免除那些公民的義務性兵役，或使其改服其他國民役（national service）。委員會表示，公約雖未明示良心抗辯之權利，但該項權利的確得從第18條的宗教信仰及思想自由中推導而出，故當此權利受到國內法規或實踐所承認時，國家即不可針對信奉不同宗教信仰之個人實施差異性的待遇，否則即構成一項歧視。至於ECtHR中大部分的案件係與JWs成員因宗教信仰的理由而拒絕服兵役或替代役有關，例如2009年的Gütl v. Austria案、[34]2002年的Loffelman v. the  United Kingdom案[35]及2009年的Lang v. Austria案（該案中，奧國政府甚至拒絕Lang替代役之申請），[36]法院在這三個案件中都認為強迫服役之行為侵害了個人在公約第9條及第14條規定下所應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另一種類型的案件如2000年的Thlimmenos v. Greece案，是身為JWs信徒的當事人，曾因拒絕服役而受罰，後來他通過了會計師資格考，當局卻以該宗犯罪記錄為理由，拒絕其執業執照之登記，法院認為希臘的行為係一項不合比例原則的行為（disproportionate act），而違反了公約第9條及第14條之規定。

 

事實上，這類型的案件最早是濫觴於1964年的Grandrath v. Germany案，案由是JWs中一名total rejecter（即全面拒絕兵役跟替代役者），因尋求免役而遭到逮捕並判刑，但當時的德國政府卻例外允許天主教或新教的神職人員以宗教理由申請免役。當時的ECmHR分別檢視了公約第9條、第14條及第4條（prohibition of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ur）等規定，但結論是並無公約之違反，其認為良心拒絕服役者（conscience objector）依公約並不享有免役的權利（right to exemption from military service），此項權利係由各締約國得以自行決定是否承認之，而不為人權層次的問題，且縱然政府承認該免役之權利，亦不得以該制度性之權利解為亦得免除替代役之權源。[37]因此，相較於上述三個法院判決，再次證明了ECHR中的權利是與時俱進的，而ECtHR係推動其發展的主要機關。

 

其他涉及以公共利益或公共政策限制宗教自由的問題，尚包括宗教假日之爭議（參見2012年的Francesco Sessa v. Italy案）、[38]宗教宣示的效力（參見2001年的Metropolitan Church of Bessarabia and Others v. Moldova、[39]2000年的Hasan and Chaush v. Bulgaria[40]及2008年的Alexandridis v. Greece[41]等三個案件）、身份證上宗教信仰之登記（參見2010年的Sinan Işık v. Turkey案）[42]。而關於宗教標誌之展示或展示限制，問題類型可能因場域性質或法律關係不同而有不同層次之討論，包括公立學校、大學、學生與教職員間的衝突、公共場合中公共安全之考量，參見2008年的Dogru v. France案、2008年的Kervanci v. France案和2011年的Lautsi and Others v. Italy案等許多ECtHR所處理過的情況，累積了不少判例法的基礎。[43]

 

照片出處來源：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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