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偉恩：區域政治中的衝突與合作：歐洲與拉美的檢視

一、區域性的國際關係：敵友關係如何判定？

 

區域性的國際關係不同於以全球為範圍的世界政治，蓋特定區域中的行為者數目相對穩定，並在地理條件的限制下呈現彼此互動的常態性。除非今有外部勢力介力或是區域本身發生重大事故，否則區域政治的不變性大於變動性。

以「行為者數」與「地理條件」兩個變數進行觀察，區域國家判定彼此身份的參照點有二：觀念或物質力量。綜合兩個變數與兩個參照指標，區域性的國際關係在理論上有下表的16種可能性。

 

分別以「行為者數結合權力平衡」和「地理條件結合意識型態」為例，對上表進行說明。在第一種組合下，變數與參照點能夠決定的區域關係類型只有1種，即行為者數為2個國家且彼此間有明顯的權力強弱關係；此時雙方爆發衝突的可能大，相互視對方為敵人。除此以外，區域關係會如何發展難以預料，特別是當行為者相互間勢均力敵之際，關係是否穩定無從預判。第二種組合之下，變數與參照點能夠決定的區域關係類型增加為3種；其中意識型態的影響力又較地理條件顯著，即無論距離遠近，意識型態相同/近似的國家均能以朋友關係互動。^[1]而當意識型態相左/差異時，地理位置相近者易成為敵人，但若相隔較遠者是否依然如此，需要進一步研究和分析。

 

二、個案檢視：歐洲與拉美

（一）歐洲的區域政治：債務危機的治理

歐債危機發生後，撙節(austerity)成為一種因應對策的主流論述，而要求削減社會福利支出的主張更是甚囂塵上。事實上，唯有「區域層次性的」支出縮減、稅收補足、補貼移除才能立竿見影地緩解危機，但沒有任何會員國的政府願意扮黑臉，危機發生至今也沒有太多國家真正調整它們的國內稅則或認真的進行經濟改革。

意識型態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在地理上鄰近的歐元國家之間呈現一種詭譎的發展。在經濟整合制度的架構下，各國彼此理論上當有共享的觀念和緊密的合作。但實際上，經濟整合只是一種政治語言與目標，數十年積累下來的政府惰性讓如今的結構性改革困難重重。Krugman就直言，歐債問題凸顯了歐洲整合的弊端，經濟原則被嚴重忽略。歐元國家本應集體行動來終結危機，盡快解決龐大的債務問題。但意識型態上這些國家從來沒有真誠地交出貨幣政策的決定權，因此集體行動自始就是貨幣整合所未及的部分。^[2]國內層次上，歐洲人民與其政府也沒有真正共享的觀念，所以始終無法真正展開解決金融危機的行動。

經濟政策上欠缺相似的意識型態，彼此經濟實力和國際收支的表現又有落差，在地理條件相連的情況下，衝突性或敵人的互動關係幾乎無可避免。危機爆發前被許多人稱許的歐洲整合，其實是會員間財富分配不平等的一盤散沙。

 

（二）拉美的區域政治：走出自己的多邊主義

從1970年代迄今，近20個拉美國家在彼此關係上呈現一些有趣但值得研究的現象。^[3]首先，民主化的拉美國家本身較不易出現政治動盪；因此是否在此地區推廣民主價值將有益它的政治穩定？其次，經濟上的不平等和族群衝突是造成若干拉美國家發生動盪的主因；因此是否民主化有助於解決拉美地區的發展問題和種族衝突？第三，宏觀性的經濟問題（例如：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對於區域政治秩序的衝擊似乎不太；相反地，開放貿易市場較易導致政府與人民的對立或區域國家間的貿易摩擦。

以上這些觀察使得拉美的區域國際關係需要結合民主的意識型態與物質性的經濟因素來思考，而早先提及的地理因素等問題也要一併列入。詳言之，自冷戰結束後，拉美地區就吹起一股區域性的多邊主義浪潮，而這樣的發展並沒有在泛美主義(Pan-Americanism)或美國的主導下進行，而是由幾個區域大國推動。Rojas Aravena的研究指出，冷戰結束讓區域內的新興民主國家取得了更多自主性和政策空間，利用區域性的經濟整合，這些地理上鄰近的國家壯大了自身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和發言權。詳言之，以民主的拉美國家為起點，在相似的意識型態下彼此建立了制度化的合作關係（例如：MERCOSUR與CACM等），並同時不排除民主化較低或非民主的國家參與。

總的來說，意識型態的相近結合地理上的相鄰，開創出屬於拉美自己的多邊合作模式，而這些國家較未民主化的國家擁有較佳的政治或經濟實力，因此在多種結盟關係之下，形成較穩定的區域國際關係。展望未來，經濟整合帶來的貿易開放如果是加速國內或各國的經濟不平等，緊連的地理條件和失衡的權力關係將會漸漸反蝕目前的穩定，甚至進一步帶來國內政治的動盪與區域性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