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國際法講堂】是由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CSIL)、學生國際法研究會(SSIL)、政治大學國際法學研究中心(CILS)共同舉辦，未來將定期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以及大專院校國際法相關領域研究生，為大家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與學習經驗！

第十二場現代國際法講堂，於民國102年3月25日邀請留學法國的蘇卓馨博士以〈規範性權力在東亞區域整合之競合〉為題，進行專題演講，與會有政治大學張台麟教授與陳純一教授，講堂以東亞區域整合為例，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探討東亞區域國際規範背後的權力角力，理論與為主實例輔之。

蘇博士首先指出，法學家研究規範，國際政治學家則著重的權力的討論，規範與權力的概念看似相當不同，實則有幾處相似，即兩者皆強調穩定社會秩序的方法。兩者不同之處在於，規範強調秩序形式的研究，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行為的法則如何形成並抽象化成法條，降低使用暴力手段的機會；權力方面則研究秩序背後的實質內容，即何者擁有較大的能力，足以驅使他人實踐權力擁有者的意志，是否使用暴力手段則非重點。

蘇博士接著介紹國際規範的權力基礎。國際規範的目的是維持有秩序的國際關係，過去西方中古時代邦與邦間透過互動，主要是依據習慣法。1648西法里亞條約簽訂後，國際間達成共識：國際社會是由主權平等的國家所構成的互動關係。此時，國際法漸漸形成一個有系統的研究科學，權力的秩序也漸趨穩定。然而，國際法在其規範本質上仍有侷限性，因缺乏中央集權的組織立法、執行、制裁，而倍受質疑其規範性不足、制裁能力不夠等。儘管有缺陷，蘇博士表示就現階段而言，國際規範的作用仍然被國際社會認同。

接著，蘇博士指出權力一直都是國際政治學的核心議題，肯定權力在國際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並以冷戰結束前後為界，說明國際權力的概念在國際政治學之演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分為兩大學派：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派的學者們共同認為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的狀態，國家是最主要的隱性行為者。分歧之處在於，新現實主義強調國家的硬權力（hard power）的發展，學說認為維持國際社會秩序有賴權力平衡或者霸權穩定，硬權力意指與國家具體資源直接相關的能力，例如：一國的軍事能力或是征服他國的力量。新自由主義則認為國際社會可透過合作達到集體的安全，因此並不特別追求權力，反而強調柔性權力（soft power）的發展，柔性權力為國家的非具體資源，例如文化、意識形態，以柔性的方式影響他人的喜惡。

然而，自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發生重大改變，建構主義取代傳統立論成為主流。建構主義主張，國際社會是由結構與能動者相互建構出來，其重視規範、價值、社會力量對身分認同的影響。在認識論中是屬後實證主義，認為歷史並非中立，人們無法仰賴經驗的法則驗證事實。雖然建構主義並不以研究權力為主軸，但其發展出一重要概念─規範性權力。1970年代學者François Duchêne首先提出civilian power，強調歐洲憑藉經濟政治力量，不須軍事力量，同樣能在國際社會上發揮影響力。1990年代學者Ian Manners提出規範性權力（normative power），認為國際行為者透過一系列宣言、條約、政策、標準等，傳播規範性的原則，進而形成規範性概念的能力。蘇博士表示權力的概念在國際關係學界，五六十年來發生了一系列的質變，權力的渠道從懲罰性權力演變報償性權力，至今則重視意識形態的權力，接下來便以權力的角度，及規範性權力的概念來觀察東亞的區域整合。

蘇博士表示若以歐盟作為區域典型來觀察東亞區域整合，東亞區域整合顯然不及格，然而，仔細觀察東亞的區域模式，便能察覺其發展模式非常獨特，分為兩種層次：社會力量驅動的區域整合以及由政府推動的區域整合。由社會力量驅動的區域整合有幾項特徵，其一，從社會驅動，由下而上，歷經長久的時間自然形成跨國界的區域整合；其二，成長區域，靠著幾個發展中心，利用其本身發展性的互補，自然形成的跨國界經濟區，且通常會因不斷的交通貿易、資訊連結等相互往來，而產生信任關係。如此一來，發動衝突的代價提高，衝突的機會自然減少，例如：印馬新成長三角；其三，雁型發展模式，為某種產業，伴隨產業移轉在東亞先後興衰的的過程，例如：東亞電子業，先是以日本為雁頭，自美國得到產業發展的資金與技術，待日本產業技術成熟，便移轉技術與亞洲四小龍，日本則致力於概念和新技術的研發，提升產業層次。亞洲四小龍於技術成熟後，如法炮製，將技術移轉給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等一系列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