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位囚犯均選擇自白的情況下，兩人因犯行揭漏，所以刑期達到最高。而在其中一人自白的前提下，使自己能免除刑期，卻使對方的刑期加重。在雙方均不自白時，兩人的刑期一致。在資訊無法流通的前提下，根據此理論，常常導致不合作－意即雙方均不自白－的中庸選擇，Petersen博士並認為許多國際環境汙染的案例即能以此理論解釋其背後動機。

第三個理論，則是道德規範（Ethical Norms），Petersen博士認為國際法院來自不同法院的法官、每件案子中不同的當事國，其中涉及各國的風土民情、道德標準各不相同，亦會影響國際法院的造法過程。

Petersen博士接著舉國際法院的Barcelona Traction與Fisheries案為例，並以其所提出的三種理論作為說明。Petersen博士認為前者係國際法院對於造法過程影響的正面例子，反之，後者則為反面之例。

在Barcelona Traction案所做出的判決之中，國際法院提出了erga omnes的理論，而這看法基本上是本於過去國際法的發展，並非國際法院新創的見解，大致符合各國對於此議題的看法，進而對於此理論的接受度頗高。因此，在後續的國際法發展－無論是條約、習慣法－都能延續國際法院所整合的理論脈絡。

Fisheries Case則係涉及各國專屬捕魚區的劃分，英國認為應採12浬，而冰島則認為應擴張至50浬以上。Petersen博士指出，若國際法院採50浬的見解，則支持擴張捕魚區的冰島會享有2分的滿足，而不支持擴張捕魚區的英國因其原有12浬的捕魚區仍得保有而有1分的滿足程度；若國際法院採12浬之見解，則僅滿足英國之要求而使英國獲得2分的滿足，冰島方面則未享有任何程度的滿足。

國際法院後來採後者看法，意即整體滿足程度並非最高的結論。因此Petersen博士指出，此時大多數國家的需求並未獲得滿足，所以後續的條約締結、國際習慣法的發展均與國際法院的決定背道而馳，各國紛紛採取50 浬、甚至是200浬的專屬捕魚區規定。

在講堂的尾聲，有同學好奇Petersen博士為何會以社會科學的方式分析法律問題，Petersen博士則分享這是因為他具有相關背景、並認為許多法律的議題其實亦應由社會科學面來切入探討方為完整，他也建議時下的律師應該多多了解社會科學。另外，也有同學詢問Petersen博士國際法院要如何運作才能夠形成像Barcelona Traction一樣的「好判決」（good decision）、而非如Fisheries Case一樣的「壞判決」（bad decision），並進一步發問壞的判決將如何影響造法的過程。Petersen博士回答許多ICJ的法官來自不同國家，因此使得國際法院具有多重文化的背景，在此前提下所做出的判決較能夠符合各國的期望。在Petersen博士眼中，國際法院的角色似乎比較像是整合時下國際法的觀點，而非一味自行產生獨樹一格的見解。因此，Petersen博士也同意在「壞判決」的情形下，國際法院的見解對於造法過程的影響極其有限。然而如此是否使國際法院成為主流價值、主流意見的應聲蟲？Petersen博士認為，國際法院在尼加拉瓜案（Nicaragua Case）了解到自己在造法過程的地位後，雖傾向於採取比較保守的作風，不過仍不失其為一個法律機關的特色，其決定應本於法律而非政治因素，雖然說政治因素或多或少影響了國際法院判決、甚至是國際法院的地位。